在數字經濟高速發展的背景下，外賣騎手、網約車司機等依托眾包平臺就業的勞動者規模已突破8000萬。然而，這一群體在遭遇工傷事故時，卻頻頻陷入“無人擔責”的困境。平臺企業以“合作關系”為由規避責任，勞動者維權時又因勞動關系認定標準模糊而受阻。這一現象背后，既有法律滯后于新業態發展的結構性矛盾，也暴露了司法裁判標準不統一的現實難題。

在數字經濟高速發展的背景下，外賣騎手、網約車司機等依托眾包平臺就業的勞動者規模已突破8000萬。然而，這一群體在遭遇工傷事故時，卻頻頻陷入“無人擔責”的困境。平臺企業以“合作關系”為由規避責任，勞動者維權時又因勞動關系認定標準模糊而受阻。這一現象背后，既有法律滯后于新業態發展的結構性矛盾，也暴露了司法裁判標準不統一的現實難題。

一、工傷賠償真空：平臺責任規避與法律缺位的雙重擠壓

眾包模式下，平臺企業通過拆分業務流程、引入第三方服務商、簽署電子協議等方式，將用工風險層層轉嫁。以某外賣平臺為例，騎手需與外包公司簽訂“承攬協議”，再由外包公司購買商業意外險。這種設計導致勞動者在工傷事故中面臨三大風險：

1.勞動關系認定難：平臺通過算法控制勞動過程卻不直接管理，勞動者難以證明“人身從屬性”；

2.賠償標準斷崖式下降：商業保險賠付金額通常不足工傷保險的1/3；

3.維權成本高企：超60%的工傷爭議需經歷仲裁、訴訟等多重程序，平均耗時超過18個月。

2022年北京法院統計數據顯示，涉及平臺用工的勞動爭議案件中，僅有23%的勞動者成功確認勞動關系，這一比例在快遞、家政等領域更低至15%。

二、司法裁判分歧：從屬性判定標準亟待統一

現行法律框架下，法官主要依據原勞動部《關于確立勞動關系有關事項的通知》進行判斷，但該文件制定于2005年，難以匹配平臺用工特性。司法實踐中呈現兩大分歧：

形式主義裁判路徑：部分法院嚴格審查書面合同，只要協議標明“合作”“承攬”即否認勞動關系。如上海某中院2021年判決中，騎手因簽署《服務合作協議》敗訴；

實質審查裁判路徑：更多法院開始關注“算法控制強度”，通過調取接單數據、懲罰記錄等，認定隱性管理關系。廣東高院2023年典型案例中，法官依據“超時罰款”“差評扣款”等規則確認勞動關系存在。

這種“同案不同判”現象不僅損害司法公信力，更導致企業利用司法管轄差異進行“制度套利”。某快遞平臺在不同省份設立簽約主體，刻意將糾紛引導至裁判尺度寬松的區域。

三、破局路徑：構建分層保障體系與裁判規則革新

破解困局需多維度制度創新：

1.立法層面：借鑒英國“中間勞動者”分類，增設“不完全勞動關系”類別，將報酬支付方式、工作自主權等作為分層認定指標；

2.社會保障改革：推廣江蘇“職業傷害保障險”試點經驗，建立獨立于勞動關系的工傷保險通道；

3.司法規則統一：最高法應發布指導性案例，明確將“算法控制強度”“收入依賴程度”納入裁判要件，建立全國統一的審查清單。

某生鮮平臺2023年試點“接單自愿險”模式，勞動者每單自動扣除0.5元保費即可獲得最高50萬元賠付，這種“按單計費、實時參保”的創新方案，為責任分擔機制提供了新思路。

結語

平臺經濟不應成為勞動權益保護的“法外之地”。在鼓勵創新的同時，亟需建立與新就業形態適配的法律框架。通過立法確認、司法矯正、社會保障三軌并進，方能在靈活就業與權益保障間找到平衡點，讓8000萬新業態勞動者真正擺脫“裸奔”困境。這不僅是法治進步的必然要求，更是數字經濟健康發展的基石。